《马可·波罗游记》欺骗了多少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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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纪末，一位名叫马可·波罗的威尼斯商人,在狱中向他的难友鲁斯蒂谦口述了他的一次神奇的东方之旅。这段非常经历后由比萨作家鲁斯蒂谦 (Rustigielo)写成一本非常有趣的游记。书中描绘的那个遥远古国震惊了整个欧洲。

在当时战争和瘟疫肆虐的欧洲，人们通过这本书发现了一个崭新的大陆。正是这本书，引发了航海家哥伦布1492年的扬帆出海，踏上寻找富庶的东方之路。

马可·波罗（1254—1324），1275年（世祖至元12年）同父亲、叔叔三人从意大利长途跋涉到达中国。遍游中国各地。深得中国忽必烈大汗王朝的信任，并在中国任职。1291年（至元28年）初离开中国。带着大量珠宝财物父叔三人回到故乡意大利威尼斯。1298年，威尼斯和热那亚这两个意大利城邦发生海战，马可·波罗参加的威尼斯舰队败北，不幸被俘入狱。

在枯燥阴冷的牢狱生活中，年轻的马可·波罗向狱友神采奕奕描述了一个遥远、神奇的中国：“在那里，我生活了十七年，并当上中国皇帝的官员。中国有富丽堂皇的宫殿，殿内墙壁上镀着黄金……即使是普通人家，也像欧洲君主一样富足。” 这个普通商人对元代中国的政治事件、物产风俗，地域环境十分熟悉。游记里对中国京城和江浙风物的细致描写十分惊人。阅读它仿佛进入一条弯曲的长廊，古国无限风光，奇美目不暇接，这让欧洲人对古老中国产生了神秘向往。

六百年后，这本书被引入中国。先后被译为《寰宇记》、《马可·波罗行记》、《马可·波罗游记》（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书中情景令中国人瞠目结舌。其时它已在西方被大量抄写、翻译，乃至手抄本都达到140多部，不同的版本译本多达80多种。

随着它的影响力的不断扩散，有关于它的种种争议也纷至沓来。人们渐渐发现马可·波罗描绘的那个“中国”，和事实上的中国有许多不同。书中记载露洞百出，疑点越来越多。于是，有人开始质疑，马可·波罗是不是真的到过中国？

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他在中国供职的十七年，表现得非常能干，所以忽必烈大汗常派他到帝国各地以及藩属去执行机密任务。他有时也为自己的私事外出旅行。他还被忽必烈任命为扬州总管。他曾经在中国担任过这样的重要职务，可是，在中国的所有史料当中，迄今为止，也没有发现关于他的任何记载。汉文或蒙古文的历史典籍中都有他的名字记载。所有元朝史料；《扬州志》，都未曾发现“马可·波罗”这个人的蛛丝马迹。

对于上述问题，人们可以这样解释，或者是当时中国的史料记载不详实。

然而，这么熟悉中国的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却丝毫没有提到象征中国文化的一些物证，比如：书法、中医、瓷器、筷子和茶叶。并且没有提到长城。没有提及中国的汉字。令人匪夷所思。对于每一个初来中国的欧洲人，这些应该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1792年，英王乔治三世为了发展对华贸易，派遣马嘎尔尼率领400多人的船队来到中国，巍峨的长城给马嘎尔尼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些沿山脊而建的墙垣，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几乎每隔100米，就有一座岗楼。你站在任何一处都能看到这一景象。” 马嘎尔尼在亲眼见到长城后，使更多的人对马可·波罗产生了怀疑。按照游记中所说，他是从蒙古出发，经陆路到达中国京城的，按道理必定在长城沿线的某一点穿过。然而，他没有提到长城。

有学者考证得出结论，中国长城有好几处，马嘎尔尼看到的长城是明长城。由于时代久远，早期各个时代的长城大多残毁不全，不太引人注意。并且十三十四世纪来中国的传教士也没有提到长城。

对于马可·波罗没有提到中国的汉字，笔者认为，也许可以这样解释。马可·波罗出身商贾家庭，他只注重杭州的“丝绸”，而不喜欢汉字。应该记得，马可·波罗回到故乡，是在狱中讲述经历是由别人记录，他不会写作，所以他对文字没有兴趣。

人们似乎没有理由和充分证据证明马可·波罗在撒谎。国际上有关马可波国是否到过中国的争论，持续不断。

二十世纪末，一个新的疑点使争论再次掀起。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中国部主任弗兰西斯·伍德博士发表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在书中，她明确表示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

《马可·波罗游记》中描写了元军围攻襄阳城的情形。襄阳位于今天的湖北省，地理位置易守难攻，当时南宋的残余部队退守到这里，蒙古军队曾围攻了五年，但仍旧没有攻下襄阳。“尼可罗和马飞阿兄弟当时正好居留在帝廷。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觐见皇帝，请求允许他们制造一种西方的机器。这种机器可以投射三百磅的石头。叫做“茫贡诺”。使用它，可以击毁城中的建筑物，并杀死居民。

忽必烈大汗听后大喜，即下令将最优秀的工匠集中起来紧急制造。工匠中有聂斯托利派的基督教徒，是一群十分能干的工匠。在波罗兄弟的指导下，短短几天的时间内，投石机很快造出，并顺利攻克了襄阳城。波罗兄弟的妙计，取得了这样的奇效，使得他们在忽必烈大汗和朝臣心目中有更高的地位。”

疑点出在襄阳破城的时间上。根据史料的记载，蒙古大军围攻襄阳的时间是1268年到1273年，而从《马可·波罗游记》记载的年代推断，马可·波罗一行在中国逗留的时间是1275年到1292年之间，也就是说，襄阳城破之时，马可·波罗一行应该还在来中国的路上，这几乎可以肯定，马可·波罗奉献投石机一事是不存在的。很显然，马可·波罗并没有亲眼见证襄阳城破，但他却把自己写进了这一壮观的战争，这足以证明他在自己的游记中撒了谎。

迄今为止,汉文记载中唯一能见证马可·波罗在中国活动过的史料是《永乐大典》。致力于元史研究的南开大学教授杨志玖有一次在翻阅《永乐大典》时，偶然发现了一段珍贵的文字，是一篇请事配备粮食的公文：（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泰、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已支分例；余七十人，闻是诸王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奉旨：勿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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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游记》与《永乐大典》不谋而合。《马可·波罗游记》中说：波斯的君主阿鲁浑的妻子卜鲁罕临终前留下了书面遗言——非住在契丹国大汗境内自己家族的女子不得继承自己的后位。为履行庄重的遗言，阿鲁浑特派遣三个精明强干的男爵为专使，带着大批的扈从来到大汗王廷，请求大汗在亲属中为他选择配偶。

忽必烈大汗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请求。当即选出一位名十七岁美丽女子叫阔阔真（Kogatin）赐给波斯君主。三位使者回国时，因为知道马可·波罗一家熟悉路途，于是邀请他们参与护送。临时前，忽必烈大汗下令准备了十四艘船；珠宝财物,和足够两年供需的粮食；并替波罗一家铸了两块金牌，上面刻着他的命令，在他的疆域以内，有自由行动的权利，地方官吏对于他们及其随行人员，必须给予必要的供给和安全保障。

在《永乐大典》卷一所引元代的《站赤》中有记载。我们发现两段文字说的是同一件事，三位使臣名字完全一样，他们汉文译名叫：兀鲁泰（Oulatai 奥尔阿泰）、阿必失呵（Apousca）、火者（Coja）。《站赤》这篇公文，说到三位使臣将要出使，却不知道出使的任务和缘由，甚至看不出他们究竟是哪国的使臣，因为有《马可·波罗游记》的补充，我们才读懂了这道公文。这足够证实马可·波罗的确到过中国。并推断马可·波罗一家离开中国的年代该在1291年初而不是1292年初。

探讨马可·波罗疑点，杨教授的定论是目前学术界比较有说服力的，杨志玖教授的这一重要发现，终于平息了长达数百年的争论。

美中不足的是，我们在《永乐大典》中仍然没有看到马可·波罗的名字。仅仅是三个使臣的名字和事件时间与马可·波罗叙说的一致。难道就可以证明马可·波罗本人在这次事件之中吗？难道他不可以像破襄阳破城一样，把听来的故事和自己的经历编织在一起吗？如果指证“襄阳破城”有时间上的错误。那么“护送皇妃”只能说明是时间上的吻合。其它方面的性质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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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想说，杨志玖教授的重大发现，其实也是一次经不起推敲的论证。只不过我们已经无法找到比这更合适的证据了。

究竟是史料记载不全面，还是马可·波罗撒了谎？如果他没有到过中国，又怎么能把十三纪世末的杭州城描述得如此淋漓尽致？难道一段时空跨渡极其漫长的东方之旅仅仅靠想象就可以实现吗？推敲下去，我感到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在科技和信息空前发达的今天，对于马可·波罗行迹证据的收集,几乎山穷水尽了。

七百年前一个西方男人的传奇游历，就这样成为一个美丽的谜。

或许，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到，《马可·波罗游记》是一部采用纪实与虚构手法完成的书，是一部思想内容极富文学色彩的“游记”，而不是科考专著。那些所谓“不准确的、夸张的，撒谎的地方”，或许，应归结为另一个人的责任，那就是马可·波罗口述的整理者鲁思蒂谦———这个传奇小说作家，写尽了骑士文学和吹捧君主的故事，他用当时欧洲流行的法兰西语记录了马可·波罗的见闻。他更关心的是《马可·波罗游记》的趣味性和知识性，而不是科学的历史考证。况且，用幻想弥补过去或美化经历，都是一种特殊的生命情结。谎言的背后潜藏的是一个西方人对神秘古国的崇拜和依恋。考证真实与否是无意义的。假如非要给《马可·波罗游记》定下什么罪刑,那么这个爱幻想的鲁思蒂谦当是罪魁祸首。

其实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即为成书年代的某种需要而撰写的“史”，所有的史书都具有夸张、虚构的文学色彩，如同《史记》一样。（作者孔阳）

原标题《撒谎的作家〈马可·波罗游记〉疑点——文学的价值与历史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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