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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有着最多庙号、谥号的皇帝，也是最有争议的亡国之君。
在这位命运坎坷的君王归天之后不到百日，远在留都金陵的明安宗朝廷就暂定先帝谥号为孝烈皇帝，庙号思宗，至次年弘光元年二月复改庙号为毅宗；而数年后的福京时代，与崇祯帝有过介的明绍宗又将庙号改为威宗；在“自己人”之间崇祯帝都会因为各种原因而被反复“定论”，可想而知，在敌人那里崇祯帝就更别想得到一个公正的评价——崇祯十七年五月，清摄政王多尔衮为笼络汉人臣民，令为礼部“上先帝谥号端皇帝，庙号怀宗”；顺治十六年，因张煌言、郑成功北伐之时，江南百姓人人皆有“楚虽三户”之心，大为恐惧的清廷便在十一月，以“兴朝谥前代之君，礼不称，数不称宗”为由，去崇祯帝怀宗庙号，并改谥庄烈愍皇帝。
所以，在史书中明思宗、明毅宗、明威宗、明怀宗、明愍帝、明庄烈帝都是指的一个人——第十六代大明天子崇祯皇帝。而且，直到三百多年后的今日，在悲凉而勇敢的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之后，崇祯帝仍然是一个经常引发争议的人物。有人认为他仁慈、宽厚、勇敢；但也有人指责他残忍、猜忌、寡恩、多疑、懦弱，
比如对于崇祯帝最普遍的职责是“刻薄寡恩”，尤其是因为武侠小说《碧血剑》的影响，崇祯帝被定性为袁崇焕冤狱的元凶。但是，从对祖大寿降清事件的态度上看，这个曾以极刑处决袁崇焕的大明天子却又决不能被视为“寡恩”之辈。
崇祯四年，也就是袁崇焕被碎尸万段之后的第二年，祖大寿于大凌河之战被皇太极围困，为了让皇太极相信自己投降的“诚意”，祖大寿“借”副将何可纲的首级为投名状，诈降了皇太极。之后又以妻室还在锦州为由,向皇太极许诺,回去之后就立刻里应外合赚了锦州。皇太极虽然答应了祖大寿的请求，但同时也留下了祖大寿的子侄为人质。祖大寿在逃归之后就被当时的辽东巡抚邱嘉禾给怀疑上了，后者还密奏崇祯帝说祖大寿曾经叛变投敌，已经不可靠。但是被后世屡次指控为“多疑”的崇祯帝却除了加强监视之外,仍旧继续任用祖大寿, 直到十年之后的崇祯十五年 ，祖大寿在苦苦的困守锦州一年多之后，才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被迫再次向皇太极投降。
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任何的“刻薄寡恩”、“多疑猜忌”，因为比之于汉武帝对待李陵的残忍暴戾，崇祯帝即使说不上仁厚，但绝对不应该被定义为“暴君”。
不同时期影视作品中的崇祯皇帝。
到了甲申之变以后，大明的遗民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不约而同的将这位以身殉国的君王视为圣君——可以说在崇祯帝活着的时候，他是如此的令人不满，但是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人们却又同样程度的怀念他：
“先帝英明神武，人所共钦，而内无声色狗马之好，外无神仙土木之营，临难慷慨，合国君死社稷之义。千古未有之圣主，宜尊以千古未有之徽称。”
在南明士庶军民心中崇祯帝几乎是一位完人，是殉社稷的圣君，是无愧于后人追思仰慕的悲剧英雄。而且，就最有争议的“用人不当”这一问题上，近臣王世德在《崇祯遗录》中对故主作了这样一翻分析：
“烈皇帝以仁俭英敏之主，遭家不造，忧勤十七年卒以亡。天乎其人邪！凡祸之所以来，非无故矣。治国必需经济之才，而以八股取士，所取非所用，故内外大小臣工，求一戡乱致治之才，满朝无一人。皆贪污奸佞，诈伪成习，惟知营私竞进，下民共咨而不恤，纲纪日坏而不问，百政废弛，举天下事委之吏胥。而在位者率朝夕饮酒赋诗，戕民取钱以自乐，循资格致卿相而已。嗟乎！上即位，诛逆珰，斥抑宦官，虚心委任大臣。而所谓大臣者类如此，天下事尚可为乎？
当然，遗民遗老怀念故国旧君通常都会有掺上个人的感情因素，难免有不客观的溢美之辞。但考察历史，我们同样会发现，崇祯帝在当时确实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肯定，甚至包括他的敌人——比如将他逼上绝境的“大顺永昌皇帝”李自成。后者在《登极诏》中公开承认：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
“崇祯帝不是一个昏君，他先是被邪恶的官僚们孤立，之后又被欺骗······”——也就是说，李自成几乎和王世德的观点一致，认为崇祯一朝的动荡皆应该由朝中的勋戚公卿们负责，正是这些人欺骗并孤立了自己的君王。
有一段时期以来，因为政治正确和影射史学需要，崇祯帝对文武百官的“刻薄”一直被妖魔化，甚至成了“必要之恶”。但是，和乃兄明熹宗对臣民的抵触、甚至于大开杀戒不一样，崇祯帝在很多时候对臣民的善意是相当真诚和明显的，根据当时的大思想家、内阁首辅蒋德璟在回忆录《悫书》 中的记载，崇祯帝会经常性的替人考虑：
“祭太庙，念诸臣雪路难行，上在前，缓步待之。”
而御门听政之时，考虑到气候不好，崇祯帝就改变朝仪，让百官站到殿内，以免风吹日晒。
崇祯御宝及御押
到了清顺治十六年,也就是崇祯帝殉国之后的第十六年,顺治帝在十一月十四日,再次前往明十三陵祭扫,并于十七日在安葬着崇祯帝的思陵前至祭。先有叔父摄政王多尔衮之专擅，后母亲孝庄太后的挟持，中原水旱蝗虫天灾不断，而南方则仍旧是大明永历十四年——明清之间的龙争虎斗依然充满了变数······羽书旁午、战火连天，紫禁城中也是党争不断——崇祯帝在不久前被改谥庄烈愍皇帝就朝中满汉大臣斗争的结果。对于才二十岁的顺治帝来说，一切都有着一种风雨飘摇的无助，他于是悲从中来的失声而泣,叹道:
“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
之后顺治帝在思陵碑楼（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拆毁）后东门左树碑一通，上刻祭文，写道：
“惟帝英姿莅政，志切安民。十有七年，厉精靡懈。讵意寇乱国亡，身殉社稷。向使时际承平，足称令主。只以袭敝政之余，逢阳九之运。虽才具有为，而命移莫挽。朕恒思及，悯惜良深。今巡幸畿辅，道经昌平，陵寝在焉，顾瞻增感......”。
这篇祭文对崇祯帝的评价很高，也十分客观。清顺治帝虽然与明崇祯帝没有见过面，但是，作为权力游戏赢家，他对在自己童年时代，包括出生之前的那段历史有着清晰的认识。而且在顺治帝的身边还有着诸多曾经和崇祯帝有过密切往来的人，如陈名夏 、谢升、汤若望、王德化等人。所以这位前辈的为人究竟如何，顺治帝的了解应该是当时最深刻的。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甲申之后主流社会对崇祯帝最公允的看法——有道无福之君。
而另一些始终对旧时代十分留恋的人，如终身以“两截人”自责的诗人吴梅村更是在《绥寇纪略》中描述：
“上焦劳天下十有七年，恭俭似孝宗，英果类世庙，白皙丰下，瞻瞩非常，音吐如钟，处分机速，读书如盈寸，手笔如欧阳率更。有文武才，善骑，尝西苑试马，从驾者莫能及。讲射观德殿，挽三石弓，发辄命中。暇则用黄绳穿坠石而用手擎之，曰：‘吾以习劳也’。既莅事，视容端，手容庄。”
在吴梅村的笔下，崇祯帝不仅是一代圣君，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男子汉。
而始终混迹于中产阶级圈子，一生几乎经历了整个明末清初的江南文豪张岱虽然曾经指出崇祯帝性格上有过于冲动、偏激的缺点，使人对他无法坦率的交往：
“先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一言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堕诸渊。以故侍从之臣，止有唯唯、否否，如鹦鹉学语，随声附和已耳。”
但也认为崇祯帝的孤立原因主要是时代的宿命——当时朝中的公卿百官大多是在万历朝那种文恬武嬉的社会环境中成长的，普遍缺乏精英阶层应有的担当。所以，张岱仍旧认为：
“古来亡国之君，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穷兵黩武亡者，嗟我先帝，焦虑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即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
吴梅村与崇祯帝交往不深；张岱虽然出身士族，但是从没有参与过政治，这些人评价再加上明清两朝，甚至李自成一派的官方宣传，基本上可以概括那个时代大多数人对崇祯帝的评价，那就是：十七年间，崇祯帝的确做到了旰食宵衣，兢兢业业，他本身的天资、品行也有一位君王所应有的气象；除了运气不好，在历代帝王中崇祯帝的方方面面也算得上相当优秀。最起码，与自视甚高的祖父明神宗和那个心狠手辣的兄长明熹宗相比，崇祯帝的责任感和善意要明显的多。但是，正是这么一位曾给人以无限希望的帝王，他的努力和执着却难以挽回一个大时代的倾覆，而本人也最终在一个繁华落尽的黄昏中悲壮的死去。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罗马共和国最后一位国父西塞罗就曾经悲观的指出：
“我们为伟人所摆布；而伟人，则被时代所摆布······”
但更为令人悲哀的是，之后到来的新时代却并没有做的更好。
崇祯帝殉国处。这里在上世纪曾遭到严重破坏。
明崇祯帝思陵，数十年间屡遭破坏，直到最近仍旧被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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